热点资讯1976，被隔离审查时的江青
1976，被隔离审查时的江青
编者按：在步入秦城监狱之际，江青亦曾遭遇文革期间其他老干部所经历的待遇——隔离审查。本文系根据江青最后一任保健护士马晓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，敬请读者随意浏览。
郑仲兵、李宇锋主持
参与者：杨银禄、阎长贵、赵柳恩、周淑英
受访者：马晓先（江青之最后一任保健护士）
2006年2月25日
李宇锋（简称：李）：您曾担任江青的最后一任护士，伴随她直至她被隔离审查，并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监护。这一过程中，您从服务者转变为监护者，这一角色的转变颇具趣味。请您就这一经历与我们分享一些细节。
马晓先（简称：马）：我从事护理工作，日常接触到的事物简单而纯粹，都是生活中的琐碎点滴。正如赵柳恩和周淑英之前提到的，我们这些护士的工作职责远超一般护理或保健护士的范畴。回想起初到钓鱼台十号楼时的感受，就像是置身电影场景：病人起床，铃声响起，护士迅速为她递上漱口杯和体温计，服务员忙不迭地送来开水，秘书抓紧时间准备文件，厨师则赶忙准备餐点……每当铃声响起，十楼的工作人员便迅速行动起来。我认为这里的同事们都非常出色，配合默契。我主要负责接替赵柳恩的工作，交接班非常细致。实际上，大事并不多，但细节繁多，且往往是在这些细节上出现问题。在其他地方可能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在这里却可能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。而且在我接手的这段时间，与她们在的时候相比，生活护理的要求似乎并没有那么严格。
赵：还有吗？
马：一切均无异。在此处工作，汪东兴对我的要求是：只需服从组织安排，将工作做到极致，无需频繁向保健处领导请示，亦无需过多与家人通话，更不宜向单位领导递条子，如有事务，可直接找我或张耀祠商议。我并无他念，若组织安排我在此，我便留；若组织决定让我离开，我便走，决无二话。此外，来此之前，我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深知此处工作之不易。因自李讷怀孕前那次发烧起，我便开始照料她，包括整个孕期的护理、用药及产前准备，这一切皆由我负责。产后恢复期间，中药调理亦由我亲自护理，直至她聘请阿姨三四个月后，我才得以抽身。
在离开李讷不久，我受到保健处长的陪同，汪主任便与我进行了交谈，提议我去江青那里工作。我以妻子突发急性肝炎，全身泛黄为由，婉拒了这一提议，担心传染风险，同时也担忧组织层面的责任。汪主任听后显得担忧，遂表示不再强求，另觅人选。“你的思想抵触没关系，只要你服从组织安排即可。”
当时我别无选择，只得前往。关于那次初见，我的印象已然模糊，只记得与她简单寒暄，自我介绍一番，似乎并未涉及其他话题，甚至连握手都未曾发生。
坦白讲，在她的岗位上，我们尤为重视她的休息。只要她睡得香甜，我们全体人员都会感到愉悦。清晨，我们问候她睡眠如何，她总是回应“还不错”或是“尚可”，即便只是“尚可”，只要她休息得充分，她的神态便会显得舒适。提及此事与其他同事，大家无不感到欣慰。
我记忆犹新的是她走廊中铺设的那块地毯，由于地毯之下是硬质地板，每一步都伴随着明显的咯吱声。不知是哪位细心的工作人员，巧妙地在地毯上用粉笔勾勒出一个个圆圈，标记出那些声响明显的区域。我们行走时，总是有意避开这些标记的圈圈，选择走那些未被圈定的空隙，以免脚步声再次打扰到她的宁静睡眠。
每当铃声响起，你必须立刻行动，否则难以满足她的要求，绝不能让她连续敲击两次或三次；然而，若你行走过于急促，又会感到气喘吁吁，这显然也不可取。于是我们选择先加快步伐，待接近她面前时，稍作调整，稳定心神，深呼吸以恢复平静，再步入其中。因此，当时我的精神状态颇为紧张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也逐渐习惯了这种节奏。
当时，我经历了最为显著的变化，那便是生活习惯的改变。我常常感到异常疲惫和困倦，记忆中，有一次赵柳恩接替我值班时，我看着那些衣物，不经意间便眼皮沉重，几乎要陷入沉睡。小赵提醒我不可如此懈怠，我则回应说自己实在是困得无法自制。于是，她拿起一把茶叶，放入玻璃杯中，只加少许水，恰好淹没茶叶。她建议我喝点这茶，声称半小时后便能恢复精神。那茶水异常苦涩，然而，果不其然，仅仅过了半小时，我便感觉精神焕发。自此，我便将这经验牢记于心，每当感到困顿时，便会依照她的方法行事。
我们工作的安排自然要顺应江青的作息习惯，通常她入睡后，时间已近凌晨五六点。然而，此时人往往精神焕发，您若问我如何是好？若说不休息，第二天接班又如何应对？于是，我便拉上窗帘，服用安眠药进入梦乡。那段日子里，我尝试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安眠药。过去，我能够一觉睡上六七个小时，醒来时头脑清晰，工作效率极高。然而，在那之后，我的生物钟彻底乱了套。
在那处工作，有一项特别的规定，那就是一切细节都需以口头形式传达，绝不容许遗漏任何文字记录。因此，在交接班时，我们总是格外谨慎细致。从何时开始注射何种药物，哪类药物需要停用，这些信息我们都以口头方式相互传递，而绝不动笔记录。甚至如萝卜仅吃了一半，那剩余的半个也要清楚地交代在冰箱中的位置；至于那些毛巾、衣物在洗衣房中的摆放，哪些是未使用的，各自所在的位置，也都必须详尽说明。这些要求都是由汪东兴以及负责我们护士工作的领导所提出，他们禁止我们写日记或记录任何文字材料，目的在于防范信息泄露。
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了数年，我的爱人对此一无所知。直至主席病情危急之际，有一次我在家中沉睡，江青那里突然来电催促我返岗。我匆忙中不假思索地抱怨了一句，这才让他猜出了我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密。
“你怎么敢这样对待孩子？”我回应道：“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又请不起保姆，只能将她锁在屋里。”当我外出时，只能听到孩子不停地踢门，那种心情无比痛苦。然而，我又能有何办法呢？
李：江青、张春桥关系如何？
马：在江青的内心深处，对张春桥颇多关注。起初，她最重视的是康生，继之则是张春桥与姚文元。每当她想要观赏电影，便会召唤他们二人相伴，而王洪文则独享一间专门的观影室，常常独自在家中观影。
江青用餐时，他人不得擅入其所在之地。午餐前，她常服安眠药，服后便安然入睡。至于晚餐，她则不似午时那般闲适，有时用餐后便需赶往会场。曾有一次，我恰逢她用餐时，她特意召来张春桥，并命我至程师傅处为他备好一套餐具。我心中不禁感慨，原来她用餐时竟如此讲究，既不能有人相伴，亦不能有食物咀嚼之声，唯有音乐相伴或是保持极度的宁静。然而，那次张春桥却与她相对而坐，共同用餐。至于他们如何分菜，我不得而知。他们边用餐边商讨事务。
杨银禄（简称：杨）：在九大召开前夕，陈伯达着手草拟九大报告，他呈上部分内容供主席审阅。然而，主席审阅后并不满意，便指示江青转告陈伯达，所写内容不合其意。随后，两人便发生了争执。在他们争执之际，张春桥与姚文元均未发表意见。事后，江青将他们二人召回十楼，严厉斥责道：“我是在传达主席的指示，而陈伯达却试图纠缠不清，你们俩人却默不作声，回去后写份检讨！”张春桥与姚文元随即遵命撰写了检讨书。
李：这个检查长吗？
杨：虽然内容经过了我的审阅，但我并未仔细查看具体内容。文档仅涉及一两页，篇幅并不算长。
在我们心中，张春桥通常面无表情，而姚文元则显得有些不修边幅，有时竟在行走间套上衣物，显得衣冠不整。王洪文身边有服务人员和护士的伺候。那时，主席确实为他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待遇。王洪文堪称风流倜傥，与党的副主席的身份似乎格格不入。
杨：张春桥与姚文元的秘书及警卫人员，均由我警卫局派遣，无论他们原先来自何方，均需经过警卫局的严格审查。唯独王洪文的秘书与警卫，则是直接从上海随其而来。
马：谈主席逝世前后江青的情况。
自1976年8月20日起，主席身边一直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抢救小组全天候值班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江青频繁探望主席，其具体探视细节不得而知。江青曾向随行医生询问：“能否也对我的身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？”医生尽管有所顾虑，最终还是遵从了她的要求，对她的耳鼻喉、口腔以及全身进行了详尽的检查。
江青向主席身边的护士叮嘱道：“你们需掌握如何为主席擦拭汗水。”
9月2日，正值主席逝世前夕的那一周，我们随她一同前往了大寨。回忆起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际，她曾造访此地，并在虎头山亲手挖掘了一道备战沟。此次重返大寨，她再次目睹了曾经的沟壑已被填平，不禁勃然大怒。她将郭凤莲召至面前，斥责道：“你们落后了，骄傲了！”郭凤莲则辩解道：“我们已挖设好涵洞，既能作为战时防空洞，亦可在平时防洪排涝。”当年，她的到访主要为了拍照留念，留下了多张她头戴头巾、手持锄头和铁锹的辛勤劳作瞬间，以及与群众一同捆绑玉米等场景的照片。那次，她对拍照尤为热衷。此外，她还曾尝试骑马等体验。而这一次，因主席病情严重，她并未选择骑马或拍照。9月5日，值班人员接到返回北京的指令，我们便乘坐火车从阳泉赶到石家庄，再转乘飞机抵达北京，全程飞行时间仅20多分钟。
在主席辞世之际，具体日期已难以确考（校订者注：1976年8月28日），她却特地前往小靳庄，对众人言道：“我乃主席使者，特来向各位致以主席的问候！”她指派邢燕子与侯隽等两位知识青年致信主席，信毕，她又指示：“你们可在信封上注明‘请江青同志转交主席’。”更有一位女青年作诗一首，一并投入信封之中。在小靳庄，她还主持了一场群众集会。
在主席病情加重之际，某晚大约十一点光景，她特地前往新华印刷厂，探望地震灾后恢复生产的情况。另一晚，她再度踏入清华、北大校园，慰问那里的师生。我不得不随行至其目的地，因此深感疲惫。
记得两件事与主席逝世有关。
主席离世之际，她毅然将所有衣物染为黑色，包括毛衣等各式衣物，并特制了一套黑色礼服。同时，她还添置了一条硕大的黑色乔其纱纱巾，以及四条同材质的手帕。这些手帕因其不吸水的特性，若用于擦拭泪水或汗水，实属不便。
一摞是标注着“政治局委员江青收”的字样，另一摞则是标明“毛泽东夫人江青收”的字样。
江青曾数度向我倾诉，尽管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太清楚，但她的言语至今印象深刻。记得一次，她在我所居楼层的大厅中对我说：“你在我的麾下工作，我从事的是政治事务，担任主席在国际及政治领域的秘书。我自信很少犯路线错误。难道你不满意在这里的工作吗？”她如此询问我。她接着说：“但在此工作确实存有风险，若修正主义势力得势，你我将面临杀身之祸，亦或是被软禁。我虽不惧于死亡，却害怕那种被无望地囚禁的生活。”那时我约三十岁，听到这些话语时不禁感到恐惧。我们生于和平时期，当时并未深刻领会这些话背后的深意。如今回想，她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似乎早已有所预料，并有精神上的准备。
马：不久后，我们面临了抓捕江青的任务。记得那天是星期四，江青被安置在中南海的201号房间。我那时已经完成了工作，正在后院清洗衣物，脚上穿着拖鞋。突然，张耀祠从前面走过来，他很少到后院来，我感到惊讶：“您怎么来了？”他严肃地说：“小马，跟我来一趟。”见我穿着拖鞋，他又说：“换双鞋。”我立刻放下衣物，换上鞋子，跟着他走。我没有问他具体什么事，但心里已有预感，意识到这并非小事。我们穿过走廊，来到大厅门口，发现两边站着陌生的武装战士。我意识到情况严重。张局长指示我开门，门后的大厅里满是武装战士。我开门后，他宣布中央的决定，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。江青要求再念一遍，张耀祠照做。她稍作调整后，低头沉思。张耀祠要求她交出钥匙，她交给了他，并写上“华国锋同志收”。她要求去厕所，张耀祠允许了她。我帮她收拾衣物和洗漱用品，很快装进箱子里。当她还在厕所时，张耀祠让我进去催促她。江青显得镇定，但心思重重。我给她披上大衣，她走在前面，我拎着箱子跟在后面。门外停着一辆大红旗，里面有警卫团的人员，包括黄介元、马盼秋、高云江，他是押送小组的组长。我坐在中间小座位上，黄介元和马盼秋分坐在两边，江青坐在中间，高云江则坐在副驾驶座。
那时夜色已深，视野变得模糊不清，我只得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行。
李：自此刻起，您与江青的定位均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。
确实如此，乘坐车辆时，车内寂静无声，她并未提问。车辆驶入地下室，转了许久。我们下车后，步入一室，我立刻感到似曾相识。四周环绕着半人高的水曲柳墙，记得当年江青和姚文元曾来此探望主席遗容，我亦随行，故而一眼便认出。想必江青也有所察觉。步入室内，我与江青先在屋内小床上稍作歇息，她随即询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我回答自己也不甚明了。她环顾四周，发现台历后，并未多言。然而，我相信她的心中已有答案。
江青初抵此地的居所，后转变为我们的值班场所，内设一间宽敞的大厅。其居所位于套间之内，面积约为12至14平方米，设施包括一张舒适的床、一把椅子、一张办公桌，以及一个小巧的水池。此外，还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和浴盆，整体条件颇为优渥。自此，她便开始了在此地的生活。
高云江对她下达了几项规定：此地不得阅读报纸，但可阅读书籍，例如《毛选》；若她有撰写文字的愿望，将提供纸张与笔。总之，她为江青制定了数条准则。江青听闻后并未提出异议。起初，江青无所事事，然而不久后，她开始着手写作。
他们在生活方面也对我进行了指导，说道：“你不能再像之前做护士那样无微不至地照料她了。然而，由于旁人并不了解她的情况，不宜轻易介入。你需要在生活上对她予以关照，但又不可以过分亲近，必须把握好这个分寸。在生活自理方面，你应该教会她如何独立完成。”听到这番话，我内心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
李：完全可以体会您那时的心情。不知道江青女士是如何应对这种转变的？
马：江青来后，一切变了。
起初是饮食问题，正餐通常是一份荤菜搭配两份素菜，再附上一碗汤。起初她食欲不振，直言不欲食用这些饭菜。工作人员见状，便将食物取走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的胃口逐渐好转，甚至开始吃半个窝头，一小碗米饭也能吃掉大半，饮食状况变得较为正常，与往日相差无几。偶尔会有便秘的情况，她也会主动增加粗粮的摄入。我认为，她最终想通了这个问题。
睡眠，对于她来说始终是一大挑战。起初，她很难入睡，辗转反侧，一会儿将被子推到这边，一会儿又拉到那边，她显得手足无措——就是睡不着。毕竟，那么多年她习惯了硬板床，哪里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？睡不着就睡不着，于是她开始看书，《毛选》成了她的选择，但她坚决不服用安眠药。整夜难眠，我建议她尽管睡不着，也可以躺在床上休息。她也照做了，虽然她听从了我的话，但最终还是没能入睡。因为她的房门必须敞开，毕竟我们这里需要保持公开，黄介元等人都在，还有几位不熟悉的战士站立着，她不敢随意发表言论。起初睡不着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，这种转变是在压力下自然形成的。大约三个月后，她的睡眠开始变得规律，夜晚，当她看到我们人少时，比如我也去休息了，她便会穿着衣服进入梦乡。她从不脱衣。由于门不能关闭，众人都在注视，她换衣服时便在卫生间的小隔间中进行。
“要用什么洗？”我告诉她：“就用洗衣粉。”她取来洗衣粉，却直接倾倒在衣服上。我随即指出：“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会损坏衣服。你应该先将衣服放入水池中，再将洗衣粉溶解于水中，等衣服浸湿后再进行洗涤。”尽管她已将洗衣粉倒在衣服上，我还是指导她按照正确的方法将衣服浸湿后再搓洗。由于洗衣粉已先行倒入，她只能按照这种方式进行，尽管搓洗效果不佳，我也已经尽力指导。此后，她开始尝试用抹布擦拭桌子和床铺，一切都是在缓慢学习中进行。起初，我还帮她处理一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便不再过多干预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她所写的日记（她的文字都是公开的，随处可见），其中有一段写道：“即便是过去那么温和、顺从的小马，如今也想要骑在我的头上。”实际上，我对她的态度并非真的那么严厉，只是相较于以前，我不再那么周到和体贴。
起初几日我倍感痛苦，白天需陪在她身边，而夜晚即便她不愿入睡，我也得陪她同在。她入住地下室已有一周多，每晚我只能休息短短一个小时。那段时间，我感到压力山大，精神状况亦不佳。我不禁自问，这护士工作怎么变成了看守？这难道是我职责之内的事吗？有时我会陷入迷茫，我原本睡眠就差，这几日连续的焦虑更使得我心绪不宁，纷繁杂乱的思绪难以梳理，心中满是烦闷。
为了解决睡眠问题，我打算先弄些安眠药。于是向负责送餐的俞师傅提出需求，请求他帮忙拿些药物。他好奇地问是哪种药，我回答说是治疗慢性病的。结果他送来的是用于活血化瘀和调理月经的药品。我惊讶地问他为何送这种药，他反问我能要什么药。我强调需要的是治疗失眠的安眠药，但他表示那些药品不容易拿到，如果他给我，可能会受到惩罚。我坚持说必须拿到，否则时间久了我会难以忍受。我请求他设法帮助我，愿意自己承担后果。第二天，他终于带来了6片速可眠，我如获至宝。服用后，我睡了一觉，感觉好了许多。
约莫一个半月后，我感到力不从心，便向上级建议增派一位同事来接替工作，否则我恐怕难以持续——这样的状况不知何时才能结束。日复一日，不见阳光，睡眠和食欲都受影响，即使是美味佳肴也难以入口，同事们见我如此状况也于心不忍，于是我便提交了报告。人选是谁呢？最终，中央办公厅服务处调来了一位名叫陈世冠的职员，他来接替了我的工作，我的状况因此有所改善。
李：自她加入后，你们是否实行一人值班12小时制的轮班工作？
马：实则不然，她平日里并不能完全取代我的角色，我们以我为首，她主要负责在我休息时留意一二。
李：她是在选择去套间还是留在值班室？
她位于门口，那扇门，江青历来未曾紧闭，无论是白昼、夜晚抑或是入睡时分，皆始终敞开。门外是一片宽敞的大厅，我们可选择坐在门口，亦或是大厅之中，因套间内并无座椅。
李：床和桌子？
确实，还有一把椅子，不过那把椅子总是她专用的。因此，我们通常会选择坐在门口。她的门从不关闭，这样一来，无论她做什么，我们都能一目了然。即便她去洗手间，我也得紧随其后，以前也是如此。
那日，江青索要一本杂志，我们却未予满足，仿佛有所忌讳。呈现在她面前的，唯有《毛选》的前四卷，其他书籍皆不得一见。至于她所撰写的文稿，我们一无所知，此地明文规定不得查阅。恰逢她刚完成写作，稿件便随意放置，我在打扫卫生时无意间瞥见了其中提及我的段落，自此，我对她的目光与态度，亦不复往日。
往昔，我在她的麾下工作，一切颇为顺畅。她对我虽有责备，却也颇为关照，未曾有过任何重大的冲突；而我，对于应当留心与付诸实践的事项，无不悉心留意并一一落实。
李：在这段时间里，她有没有与你讨论过某些事宜，或者交流过某些话语？总不可能全程无言地陪着你吧？
马：这不该是这样吧？
李：我认为这恐怕不太妥当，您是否打算在这接下来的半年里，两人面对面却无言以对，这实在难以让人置信。
马：说起来，这事儿确实挺尴尬的。话虽然能说，但具体的内容我已记不太清楚了。她偶尔会询问，但无论她问什么，我总是以“不知道”作为回答。
李：她问了什么？
马：她似乎曾向外界某人咨询过，然而此刻，我实在想不起那人的名字了。
李：这是关于政治领域和形势发展的吗？比如探讨华国锋、邓小平等人的相关情况？
【转换失败】：马：她没问过邓小平他们。 【失败原因】：(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，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，感谢您的配合。)
李：她写东西的时间多吗？
马：不多。
李：她写作时长是两三个小时，还是仅仅简短的两三条内容呢？
马：请简要记录两至三条要点，灵感涌现时随时记录，每次大概只需花费十分钟左右的时光。
李：虽然你没仔细阅读她交上来的内容，但你看，量可真是挺大的啊！
马：毕竟单张纸张容量有限，偶尔帮她整理一番，结果往往是把什么都纳入囊中。
李：约一寸厚？
马：嗯，差不多。
李：上方并无显赫的头衔，诸如中央办公厅等名称……
确实，字迹并无显著的起伏。笔迹由铅笔所绘，始终是红蓝铅笔的搭配。她习惯了铅笔的书写，从不随意涂鸦。
李：她《毛选》上没批注？
马：绝对没有这回事。《毛选》她只是随意翻阅，她何时体验过这样的日子呢？你在一旁监督我，我坐在这里，感觉非常不适。现在看，江青对我们确实有所防范，而我们对她也有所猜疑。
李：她不和你聊家常吗？
马：不聊。
李：以前从不闲聊，这会儿应该聊点家常了吧？
马：昔日尚能畅谈，此刻却变得沉默寡言。她心想：与小马交谈，你那边的墙似乎总能窥见一切，再说了，即便告知于你，恐怕也是徒劳无功。
李：有人审讯过吗？
“我从未做过。”他则会回答：“那自然会有人指导你。”除此之外，并无其他特别之处。
杨：黄介元在那时担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的副科长。他身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：一是面容严肃，不苟言笑；二是说话声音洪亮而粗犷。
确实，言语一旦出口，往往能令人心生畏惧，蕴含着不容小觑的力量。
李：没审讯过？
马：在地下室没有。
李：领导来过吗？
马：当时的情况，我的唯一目标是确保她的安全，让她健健康康地活着，避免任何不测之事发生。
李：除了这几位看守人员，是否还有其他外人进入此处？
马：就一个司机送饭。
杨：是送给大家还是只送给她？
马：无论是为我们还是为她，食物的供应都一视同仁。我们遵循相同的伙食标准，她享用什么，我们便享用什么。
当然，以下是改写后的文本：我向他们提出了建议，表示这里的环境实在难以忍受，已经三个月未曾见到阳光，感觉人的身心都失去了常态。我询问是否可以采取一些调节措施。他们回应说，已经批准了我的提议，安装了太阳能灯。大家轮流在那儿接受光照。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三个月，期间有过一次短暂的回家机会。
李：她作息如何安排？
起初，我感到有些混乱，所谓混乱，不过是因为她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甚至无法分辨昼夜，因为她没有手表，有时会询问我时间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的睡眠状况逐渐改善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作息规律。大约在三个月后，她每天晚上都会按时入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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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：她通常10点左右睡觉？
马：她通常不会在十点钟就入睡，常常辗转反侧难以成眠。估计要到十一点或十二点才能进入梦乡。她的睡眠质量尚可，甚至有时比我还要好，偶尔还能听到她轻微的鼾声。
李：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来看，人在面临如此重大的命运转折时，往往感到孤独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人们渴望有人能够倾听自己的心声，尤其是女性，她们可能更需要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，甚至是宣泄。
马：她并非如此，她与常人迥异，未曾听闻她主动向他人言说。
李：她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休息，那她通常早上几点起床呢？
清晨，大约六七点钟，偶尔也会在五六点钟时分醒来，但这并不常见。大多数时候，她都是在六七点钟起床。醒来后，她会自己刷牙、洗脸、梳头，这些日常琐事都由她亲自打理。毛巾也是她自己清洗，那时她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节奏。
李：早餐定在7点30分，这样的安排应当是挺规律的。
确实如此。在上午时段，她有时会在屋内漫步，范围仅限于从宽敞的卧室内至卫生间，再从卫生间返回卧室内，如此往返。她有时双手背于身后，仿佛在沉思，有时则坐在椅子上翻阅书籍，或是伏案写作。这样的生活节奏，她一天中大体如此。午餐后，她亦会小憩片刻，大约一个小时，尽管不一定能入睡，我们也不会打扰她，任由她按自己的意愿睡至所需时长。
李：她上午和下午的活动内容大致相同，难道真的无所事事吗？
马：确实，她所谓的“有事”不过是一些日常琐事。她的一天主要是围绕吃饭、睡眠、散步展开，偶尔还会浏览一些物品，或是记录下一些文字。
李：她躺得多还是坐得多？
马：大体上如此，相较之下，她躺着的时间更为频繁。当她坐着时，她总是坐在凳子上，桌上堆满了书籍，还有纸张和笔，仿佛在家中一般，但又不似在家中办公。在这里，她通常会拿一本书翻阅。阅读时，她几乎总是坐在凳子上，很少躺在床上阅读，若非要躺，也只会在床上小憩片刻。目前，她的生活相对宽松，想看书便看书，想写作便写作，想散步便散步，想上厕所便上厕所，只要她不违反规定，我们通常不会过多干涉。起初，她有些便秘，坐在马桶上的时间颇为漫长。
李：她饭量怎么样？
马：起初，她食欲不振，有些食物拿过来后又放回原处。然而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，大约只是几天的时间。随后，她的胃口逐渐恢复，饮食量与以往相差无几，饭量相当不错。她能吃掉一小碗米饭的大半，我逐渐发现她吃得相当多。她自己也有所察觉，她说大便有些干燥，因此建议多吃一些粗粮。
我秉持着坚定信念，只专注于执行既定的政策，确保任务的圆满完成，同时保障她的安全。身为一名护士，我始终从医疗保健的角度出发。昔日，我的职责是确保她的健康；如今，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她的安全，防止任何意外发生。若她有所怨言，只能向我倾诉。我亦直言不讳，表示自己并不愿意继续留在此处，因为这让我比以往更加疲惫。本应在交班后得以安睡，但现在我只能咬牙坚持，勉力支撑。然而，我绝不能在表面上流露出疲惫和憔悴之态，因此我请求调整灯光，以期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。
李：她吵闹过吗？
马：未曾。情绪上固然经历了剧烈的起伏，但她始终隐忍不发，未曾如某些人那般胡搅蛮缠。日复一日，她依旧保持着整洁利落的形象，绝无一丝邋遢之态。
李：她的衣服全黑了吗？
马匹：其中多数为普通颜色，亦不乏蓝色者。自主席逝世后，她将所有衣物，包括毛衣等，悉数染成黑色。在我逗留期间，她始终身着自备衣物。
在临行前，我遵照命令为她整理行囊。她出门时身着何物，我便为她预备了相应的衣物，细心为她打理妥当，随后将一切放置于车中。我们一同坐在车内，缓缓驶离。那日清晨，阳光明媚，光线璀璨，我们沿着道路前行，直至抵达秦城，那里便是监狱所在……
李：请详细说明这个过程。
1977年4月10日凌晨，接到转移押送任务的通知后，黄介元与我进行了沟通。他告知我即将更换押送地点，并叮嘱我提前做好个人和江青物品的整理。我们完全服从黄介元的安排。黄介元询问：“你们的东西都整理好了吗？”我回答：“都已经准备好了。”随后，他走到江青住所门口，并未进入室内，只是站在门外，对江青说：“今天我们将迁往新地点，请戴上这个。”江青点头同意，缓慢地进入卫生间，戴上手铐后，便顺从地跟随。我负责携带江青的衣物，并让她坐在车内，整个过程中，她始终保持沉默。
李：江青有何反应？
马：未曾。时下外界流传的信息，往往与事实相去甚远。她当时确实显得异常平静，对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似乎早已成竹在胸。抵达秦城监狱之后，两名女狱警将她强行带入了囚室。
李：架进去的？
马：终究是分两边将她带入其中。狱方负责将江青接引入内，我们随即向狱警详细说明了江青的饮食与睡眠习惯，并完成了衣物交接。随行人员随后搭乘车辆返回。
杨：听说她要方便？
马：她声称需要方便，然而押送者告知她目的地即将抵达。
李：送走后就看不到她了？
马：对。
李：你当时是否已经预感到这可能是与她的最后一次见面？
我已意识到这一点。然而，我认为国家不会对她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，毕竟她是主席的夫人。不过，她将无法享有太多的个人自由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自1976年10月6日起，至1977年4月10日止，历时187天，我在8341部队的监护下圆满完成了对“四人帮”的隔离任务。在这段长达6个多月的时光里，我的思绪变得模糊不清，误以为仅过去了三个月。期间，我仅回家探望过一次。而那日，对我而言，是几个月来得以再次吸入新鲜空气、沐浴在温暖阳光下的难忘时刻。
马：岁月如梭，回望过往，我在工作人员中算是较为幸运的。她平日里对我评价不多，似乎颇为满意。毕竟，我是她所期待的人才，各项条件均符合要求，既是科班出身，又育有孩子，而且她觉得我的性格温和，因此对我的工作表现颇为满意。
总体来看，她的日常生活并无过多奢华之处，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她那略显暴躁的脾气。在饮食上，她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态度，通常并不追求奢华之食；着装上，她更注重保暖而非时尚潮流，不喜新衣，衣内衬衣皆选旧款棉质衣物；护肤品则是小药房特制的，化妆品对她而言更是可有可无。至于首饰，她从未佩戴过。出行方面，长时间乘车后，她会要求停车，我们便陪伴她散步。作为她的护理人员，我们确实倍感疲惫，无论是家中还是外出，抑或是在车上，都难以闲适片刻。然而，我们应认识到，她所要求的服务内容和方式，实则对健康大有裨益，且恰到好处。例如，随着冬日的临近，她早已将冬装准备妥当。待冬日将尽，春装亦已备齐。我所指的并非一两件衣物，而是从衬衣到外套、大衣，一套搭配得体的服装，颜色和谐统一。我觉得，她的这些习惯既体现了对生活的讲究，又符合生理需求，穿戴起来更是得体大方。
“我先来试穿。”于是，她将多件衬衫领口剪裁，并建议女战士的制服、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工作服也采用这种设计。在设计这套服装的过程中，她征询我们的意见，我认为这种设计颇具创新，便建议尝试。后来，浩亮、于会泳等人按照她的要求制作了两套假发，她本想以双辫的形式盘起头发，我猜想她主要是为了增添几分高雅。然而，我们觉得这样的造型看起来并不习惯，她最终也没有将这套造型穿出去。对于这个意见，她表示已经采纳。在我看来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她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之美，更是考虑到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。
“主席对你的评价是三七开，而对我则是四六开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”言下之意，主席对她的恩宠已属厚待。
无论如何，我对于曾在包括江青在内的几位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那段经历，从未有过丝毫后悔之情。